茶红茶的起源与发展简史的简史

追溯中国人饮茶的源流，若依文献来推敲，可上溯至公元前2037年中古时代的神农氏，陆羽的茶经有云：“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关于神农氏发现茶树的传说有二：一是神农尝百草身中70毒，正当口干舌燥，五内若焚时，忽见几片叶子飘落眼前，习惯地拾起送入口中咀嚼，其汁液苦涩，气味却芬芳，且亦有解毒之效。另一则传说是，有一天神农氏用鼎镬煮水，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色微黄，苦涩中带甘甜，喝入口中生津解渴，且提神醒脑，以神农氏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根据陆羽茶经的记载，说神农时即已发现茶树，然而也只是推测的口吻，并未十分肯定确实，虽说神农氏发现茶树的传说不一定可靠，然而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即发现茶树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且茶树原产于红茶的起源与发展简史我国西南的西藏高原东部，即川滇一带，也已获得证实，据报道原始茶树的茶叶硕大，且是高达二、三丈的乔木。

神农氏发现茶树后，只下个断语说是一种药灶亮唤，但却没给它适当的评价，也没替它命名。至周朝时代，从经典中发现了“茶”这个字。《诗经·谷风篇》有段记载：“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违伊尔，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而本草批注说：“茶色白可供药用，嫩苗可当蔬菜”，可知荼是种苦药，亦是苦菜，有类似茶的功效。但当时并无“茶”字，至唐代陆羽茶经问世，始减一划作茶，以后才称茶，而不称荼了。

据中国风俗史记载：“周初至周之中叶，饮物有酒、醴、浆等。此外犹有种种饮料，而茶其最著者。茶发明于殷周时，周人多用之者。”前面提到神农将茶当作药用，至殷周时才有当作日常饮料的用途，而不只是一种药而已，但因其饮法相当粗略，茶味大概颇为苦涩，不是每个人都爱喝，所以茶至殷周时为日常饮用之物，然其功能仍近于药用，至汉茶已提升至酒之上，可能因造茶技术的进步，而使茶较普遍。

“茶至鲁之周公旦而有名”，从其各种别名看来，当时仍以药用为主，直至汉代才有从药用转变为饮用的文献记载隐凯红茶的起源与发展简史；赵飞燕别传有云：“姜后见帝，赐座命进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仅，不合啜此茶。”由此可见茶已是汉室的饮料，且不是任何人随便可饮到的。据王褒所写《僮约》一文中记载，知当时的社会有“客来烹茶”的习俗，但这种风气并未相当流行，这也许是因为野生的茶树相当难得，产量又少的缘故，所以一般庶民很少能享受茶饮，而只限于富家或皇室，因此在汉代饮茶还是相当“贵族化”。又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所载：“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由这段文字，我们可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当时上层社会饮茶风气甚盛；二是在三国时代已有以茶代酒的风尚。

《世说新语》记载：“王蒙好茶，人至辄饮之，士大夫辄以为苦，每欲候蒙，必云：‘今日有水厄’”。由这里可知道在南朝时代已有好茶成癖的人士了。

由魏晋南北朝（公元3世纪起）到唐代（公元7世纪起）是茶饮的“转变期”，这可能是因为茶树的发现愈来愈多，制茶技术愈来愈进步，尤其唐朝更是由贵族化渐纳入民俗的时代，因此饮茶的风气才逐渐地普遍流传开来。

唐代饮茶的风气已颇盛行，不仅贵族们喜爱啜饮，民间饮茶之风也大为流行。当时阳羡唐贡山所产的“贡茶”，是皇室喜爱的珍品，产量不多，非常名贵，那时阳羡茶得在清明前送到长安，做好的茶，即快马加鞭，一夜奔行数千里，到朝廷必先荐宗庙后赐重臣，以茶开清明大宴，茶的身价由此可知。因受到宫廷的重视，才由官府培植茶树。于是茶树由野生而成农物栽种。接着民间再种植，因此有了“茶税”的出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由于上位者的喜爱与重视，民间亦群起效尤，于是饮茶蔚为风尚，尤其是各大都市到处可见茶肆，《茶经》有云：“……谢安、左思之徒键洞，似皆茶饮，是以与时俱广，浸于世俗，至国朝而盛，两都荆州、渝洲诸地，已为每家必饮之物。”这是描写茶饮盛行的情况。又《封洛见闻》记载：“开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师，与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依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这两段记载，亦可为茶饮风行的佐证。而诗风盛行的唐代，咏茶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也更证明当时的茶风。

陆羽，唐代竟陵人，又名疾，字鸿渐，又季庇，对茶有很深的造诣，时人称之为“茶神”，红茶的起源与发展简史他奉诏著《茶经》，《茶经》一出对饮茶之风，尤有推波助澜之势，全文分上、中、下三卷，共有十个单元：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等十章，对茶有全盘的介绍，是中国茶道的先声，也是中国茶道最原始最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后的茶书皆依此改良。

唐代诸多名家也都是嗜茶者。继陆羽之后的茶道名家当属卢仝，隐居少室山，自号玉川子，著有《玉川子诗集》，嗜茶如命，所著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妙趣横生其中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及“卢仝七碗茶”更为后来品茗者传诵不已。

唐时不仅国内饮茶，也输往各国。由“榷茶使”司掌，（宋称为“茶马司”），当时来华留学生以日本为多，日本僧人“最澄”，学成后将茶苗带回日本，于是日本开始植茶。至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写成《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于是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弘扬，至江户时代产生无数流派，且注入日本人的精神，再赋予宗教及礼教意味，成为“日本茶道”。

宋人饮茶，基本上仍依循唐朝的准则，又从高雅的享受更发扬光大，这与宋代理学的清谈也有关系，于是士大夫争相讲求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并已经不再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有关于茶的吟咏更是藻墨丰富、举之不尽。而当时“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的存在，是使茶更为民间重视的原因，至今民间相亲，还是有让女方奉茶给男方来相亲的亲友的习俗。

“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更是以皇帝之尊，亲著《大观茶论》20篇，其中虽仍与蔡襄（字君谟）的《茶录》雷同，但仍是茶道中珍贵的重要文献。

宋朝文人也都是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蔡君谟等，也都有诗句赞茶，甚或著文立论，其中东坡与君谟的“斗茶”及东坡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传为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所谓“墨茶之辩”是指有一天司马光开东坡的玩笑说：“茶与墨相反，茶欲白（宋时评白茶第一），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轼不假思索地答道：“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真是妙人也妙语。也有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记载如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了八个茶饼，还起了个雅号叫“石岩白”，送四个给蔡襄，另四个送给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后蔡襄从福建返京城访禹玉，王以最好的茶待客，蔡襄尝了一口说：“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不愧此道行家。

元朝对于“茶文化”最大的贡献，应是将“茶”推广到四大汗国的领域，北达俄国，西抵波斯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史料并无元朝茶事扩展的记载，但元人本为蒙古游牧民族，唐宋也以茶安抚，对茶应有份好感，只是没那份品茗的风雅罢了，随着领域的扩展，而将生活必需的茶发扬于外，并非不可能。而民间品茶之风，或可由元曲中“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略见避世隐居的寄情山水之趣，与茶、饭并列的普遍。

明代，茶的形状已渐由团茶变成散茶，于是唐宋饮茶的准则也作了增补或删除。由原来的煮茶改为泡茶，程序也因而缩减，同时也发明了“炒菁法”，在未发明炒菁法之前，茶叶是采“自然酦酵”，在炒菁法发明后才开始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不过当时除了采用“泡茶”的方法，乃沿袭着“煮茶”法，只是在器具及过程上较简化罢了，就正如我们现代又比明代更简化一样。此时茶肆的经营已很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由户内而转向户外，且时常举行“点茶”、“斗茶”之会，大家相互“较精”比赛技术的高下，一时蔚为风尚。

自唐、宋以来，茶饮之风素盛，下迄明代，颇有日渐风行之势。“炒菁”的制茶法，与“散茶”的流行，使得饮茶的方式，日趋简化，不若唐宋团茶的繁复，现今的制茶方法与“泡茶”法，即是沿袭明代的方式，至今也约有600年的历史了。

明代建都南京，江南一带本是茗茶之源，重科举更使文士地位居于四士之首，而茶向来就与琴、棋、诗、画有渊远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起于民间，深知疾苦所在，茶课（税）甚轻，由于利厚，民间更广植茶树，茶商也收购运销四方，所以明《农政全书》中记载道：“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可见明代茶饮之兴盛。同时，明代也如宋朝，需以茶来怀柔四夷，作为政策上的应用，如此“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更使明代对于茶的重视了。

明代重科举，文风必盛，喜以风雅相尚的文士，吟风弄月之余，品茶助兴似成风气，当代名士袁宏道先生在其《袁中郎全集》中更说：“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宏道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在当时颇负盛名，广游于文士之场，应可代表当时文士与茶的关系。而画坛名流也常以“茶事”为题，如文征明有《烹茶图》，沈周有《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图》，仇英有《松亭试泉》图，与唐寅的《品茶图》等，是图也是诗，同是茶书的著作，更多达四十余册，许次纾的《茶疏》即是其一，可见茶饮在明朝的盛况。

清朝至皇太极入主中原及多尔衮摄政以来，沿袭旧明之制，但法规尤为严密，且又屡兴“文字狱”，文人已无心吟咏“茶”了，再加上清末经鸦片、英、法、甲午诸役后，民心士气危弱，民族自尊心也大损，茶饮似乎也为洋水冲淡了。茶的风气似不如前朝的盛行，文人谈及茶事者亦较少，而达官贵人间相往来，竟有“端茶送客”的陋规，这和从前“客来烹茶”、“敲冰煮茗”、“以茶待客”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辛亥革命后，饮茶就已蒙上浓厚的商业气息了，各地茶肆皆各有特色，如福州茶馆兼营浴池生意，贵州茶馆有说书，江西茶馆前的道情，北平茶坊因在帝京，因此颇有帝王气势，四川茶馆则花样最多、气象万千，饶富趣味，广东茶馆的工夫泡法等，皆具地方色彩又有特殊风味。

自神农发现了茶叶以后，历经唐宋的发扬，明清的改革迄今，它已在中国历史上吟咏了至少三千年以上，所以“茶”号称为“国饮”一点都不为过。